【我的妈妈是税务员】（1）

作者：托尔斯泰森

2025/8/4发表于：pixiv

字数：23074

　　(1)

　　在我九岁的夏天，时间仿佛是被南方梅雨季的湿气泡软了，变得缓慢而又漫长。我们税务局家属院那栋三层高的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陈旧的底色，楼前那两棵巨大的香樟树，叶子油亮得发黑，终日散发著一股浓郁又清凉的苦香。

　　我的世界，是从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开始的。窗外就是香樟树，雨点打在宽大的叶子上，声音沉闷又连绵，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催眠曲。我喜欢用手指，在蒙着一层水汽的玻璃上画画，画出一个小人，再看着水珠顺着他画出的身体汇集、滑落，像流下一滴滴眼泪。

　　我们的家很小，三十平米不到，用一道半旧的印花布帘子隔开。帘子外面是妈妈和我吃饭、写字的地方，一张掉漆的方桌，一个吱呀作响的钻石牌吊扇。吊扇转得很慢，像个疲惫的老人，搅动的风也是湿热的。帘子里面是我们的床，我和妈妈一人一头。她头发上蜂花洗发水的清淡香味，混合著樟脑丸和黄梅天的霉味，是我童年里最能让我感到安稳的气息。

　　爸爸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妈妈说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跑运输，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但我隐约知道，这只是她编造的，说给我听，也说给邻居们听的谎言。因为有一次，我无意中在床底的木箱里，翻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张已经泛黄的《离婚协议书》。我认识那上面的字。我没有问妈妈，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回了原处。从那天起，我学会了做一个比同龄人更沉默的孩子。

　　妈妈叫程蕾，是县税务局的一名干部。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帘子后面换上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税务制服，把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她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细腻的白，细边的眼镜让她看起来比同龄的阿姨们多了几分书卷气。她总是先给我冲好一碗麦乳精，再卧一个荷包蛋，看着我吃完，然后骑上那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巷子口的雨雾里。

　　她的自行车后座，曾经是我的专属座位。但上了小学后，她就不怎么带我了。她说，男孩子要学会自己走路。于是，我每天就撑着一把小黄伞，踩着地上的水洼，独自去上学。税务局家属院离我的学校不远，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街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散发著药材味的药铺，挂着腊鸭和香肠的南货店，还有一家理发店，门口总坐着几个穿着跨栏背心、摇着蒲扇的老头。　　生活就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播放着固定的节目。早上是《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是评书《杨家将》，晚上则是《城乡点歌台》。日子平淡，琐碎，但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规律感。妈妈就是这个规律的维护者。她的生活，就像一本被她反复审计过的账册，每一笔开销，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确地计算和安排过，严丝合缝，井井有条。

　　比如，我们家的晚饭，总是雷打不动的三菜一汤。一荤，一素，一个炒时蔬，再加一碗紫菜蛋花汤。荤菜通常是她从菜市场买来的、最便宜的带点肥的猪肉，切成薄片，用酱油和淀粉腌过，再和青椒一起爆炒。她说，男孩子要长身体，不能缺了油水。她的厨艺算不上好，做的菜总是清清淡淡，但她切的菜，却像她的字一样，工整得近乎偏执。土豆丝细得像粉丝，豆腐干切得像火柴棍，青椒的棱角都被她细细地剔掉。

　　她对“整洁”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追求。地面永远拖得一尘不染，能映出人影。衣服永远叠得有棱有角，塞在散发著樟脑丸气味的木箱里。就连我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哪吒闹海连环画，只要被她看见，她也一定会停下手里的事，用她那双漂亮的手，一点一点地将书页抚平，再用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好，端端正正地放在桌角。

　　而这份近乎偏执的秩序感，在她每天下班后，换下那身蓝色税务制服时，会以一种更私密、也更让我着迷的方式，展现出来。

　　我们家的卫生间很小，就在厨房旁边，没有门，只挂着一道半旧的塑料帘子，上面印着褪色的小鸭子图案。每天傍晚，妈妈从医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走进那道帘子后面，里面会传来哗哗的水声。南方的夏天，天气闷热，她从单位回来，脚上总是穿着一双薄薄的、肉色的丝袜。那种袜子，家属院里很多阿姨都穿，但没有谁穿得像她那么好看。

　　她脱下来的袜子，从不会像爸爸以前那样，随手扔在床边或椅子上。她会先用清水，仔细地将它们洗干净。我常常假装在客厅里玩弹珠，眼睛却不受控制地，被帘子下方露出的那一小片光景所吸引。

　　我能看到她赤着脚，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她的脚很秀气，脚踝纤细，脚趾圆润。她会把换下来的丝袜，放在一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用她那双漂亮的手，轻轻地、反复地揉搓。那动作，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易碎的艺术品。白色的泡沫，会顺着她洁白的手腕，缓缓地往上爬。

　　洗完后，她会把袜子拧干，但又不会拧得太干，生怕破坏了那脆弱的、几乎看不见的纤维。然后，她会用两个小小的、带着粉色塑料夹子的衣架，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别夹好，挂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细的铁丝上。

　　那两只被水洗过、半透明的袜子，就在那里，安静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水。水滴落在下面的脸盆里，发出“嘀嗒、嘀嗒”的、极有规律的声响。我们家那盏昏黄的灯泡，光线会穿透那层薄如蝉翼的尼龙材质，让它看起来像两条被挂起来的、散发著朦胧光晕的、有生命的蝉蜕。

　　一股混杂着蜂花牌檀香皂和她脚上独有的、淡淡的汗味的、温暖而又陌生的气息，会从帘子后面，悄悄地弥漫开来，萦绕在整个屋子里。

　　我总会忍不住，想凑近了去闻。

　　有时候，趁她不注意，我会偷偷地溜进卫生间，站在那两只正在滴水的袜子下面。我会仰起头，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那股味道，会钻进我的鼻子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跳加速的眩晕。那不是单纯的香味，那里面，有妈妈的温度，有她的疲惫，有她走过的路，有她身上那种永远干净、永远一丝不苟的、属于她自己的味道。

　　这种秩序感，是她在那个混乱的、黏稠的夏天里，为我们俩建立的唯一避难所。

　　(2)

　　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大人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著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的味道。

　　我以为，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妈妈开始在深夜里，反复地拖地。一遍，又一遍。木柄的拖把，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催眠般的声音。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混乱的脚印，一并抹去。

　　钱的缺口太大，妈妈开始回乡下。她没有让我跟着去，每次都是一个人，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舅公家。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带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草和酱油混合的味道。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

　　她什么也没说，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人聊天时，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蕾蕾啊，不是舅公不帮你，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我刚给他填了窟窿……这点钱，你先拿去应应急。”

　　舅舅程伟，是在那之后不久，不请自来的。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他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我们家那股干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著酸臭味的汗衫。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穿着睡衣，正在嗑瓜子。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也老了一些，头发油腻腻的。看到我们，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她说：“爸病了，脑溢血，在医院。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

　　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何斌挠了挠头，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蕾……程蕾啊，”他搓着手，语气里满是为难，“不是我不帮……你看我这，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前阵子刚添了个小的，到处都要用钱……”他指了指里屋，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一万块，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他叹了口气，“我现在……自己也是一身的债。”

　　妈妈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她看着他，这个她曾经的丈夫，我名义上的父亲。那个男人，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最终选择了退缩。他把头埋下去，不敢再说话。

　　妈妈沉默了。她站在那间昏暗、油腻、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身体站得笔直，像一株濒死的白杨。

　　过了很久，她牵起我的手，转身就走。自始至终，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流一滴泪。

　　回去的路上，雨又下了起来。我们俩都没有带伞。冰冷的雨水，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格外狼狈。

　　回到家，她把我安顿好，让我自己写作业。然后，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很久很久都没有停。

　　那晚，她没有做饭。这是我记事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睡衣，躺在了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饿着肚子，不敢去打扰她。我只知道，她所有的路，似乎都走到头了。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她的脸色很差，嘴唇干裂，但眼神，却恢复了一种令人心悸的、死水般的平静。

　　她没有给我冲麦乳精，也没有卧荷包蛋。她从那个装有《离婚协议书》的木箱最深处，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崭新的丝质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很久很久。

　　当我再次看到她时，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那身衣服，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也陌生了许多。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口红，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不那么张扬的红色。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帮我理了理衣领。她的手指，冰冷得像冬天的铁。

　　她看着我，露出了一个微笑。那是我见过的，最悲伤，也最陌生的微笑。　　她说：“何晨，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在家，要听舅舅的话。”

　　然后，她站起身，没有再看我一眼，拿上她的布兜，走出了家门。那天，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而是罕见地，在路边，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

　　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

　　我知道，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和钱有关。

　　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舅舅立刻迎了上去，脸上堆着讨好的、急切的笑，声音压得像蚊子叫：“姐，怎么样？事……办成了？”

　　妈妈没有看他，甚至没有换鞋，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把手里的布兜，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布兜的袋口没有系紧，里面的东西，因为惯性，滚了出来。　　那是一捆钱。

　　崭新的，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红色的大团结。那一捆钱，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油腻的方桌上，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散发著一种近乎妖异的、刺目的光芒。

　　我和舅舅都看呆了。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那红色的光，似乎带着一种魔力，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

　　舅舅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去摸那捆钱，但手伸到一半，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猛地缩了回来。他抬头看着妈妈，脸上的表情，敬畏多于喜悦。

　　“姐……这……这是……”

　　妈妈依然没有说话。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她洗得很用力，很慢，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极其肮脏的东西。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蜂花”牌檀香皂，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每一个指甲缝，直到手背的皮肤，被搓得通红。

　　那晚，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被供奉在我们家最深的秘密里。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不敢再问。而我，则从妈妈那晚冰冷的眼神里，读懂了一种不容触碰的威严。我们都默契地，将这个话题，埋在了心底。

　　外公的病，因为那笔钱的及时到位，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医生说，只要后续康复跟得上，就有希望站起来。家里的气氛，除了妈妈之外，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甚至开始在饭桌上，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

　　每当这时，妈妈就会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然后，里面会传来巨大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只有妈妈，依然沉默着。

　　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投入到对“整洁”的维护中。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被罩、窗帘，全部拆了下来，泡在巨大的搪瓷盆里，倒进去半袋洗衣粉，反复地搓洗、漂白，直到它们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都放进开水里煮，一遍又一遍。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跪在地上，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都擦拭得干干净净。

　　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上了发条的机器，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悄然蔓延的“不安”。

　　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原本就清瘦的脸颊，微微地凹陷了下去，显得那双眼睛，更大，也更空洞了。她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筷子夹着一根青菜，悬在半空中，许久都不动一下。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人。谁的报表有错漏，她会默默地拿过来，重新核算；谁的业务不熟练，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她成了整个科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

　　同事们都开玩笑说：“程蕾啊，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人炼啊。”

　　每当这时，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不解释。

　　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突兀，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

　　有一次，妈妈下班回来，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看起来很高级的牛奶，和一小袋核桃。她把牛奶热了给我喝，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放在小碗里。

　　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低声说：“是……是局里工会，看我们家困难，特别照顾的。”

　　我信了。因为那牛奶和核桃，都带着一种“组织关怀”般正确的、无可挑剔的气息。

　　还有一次，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硬壳封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那本书，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是内部学习资料。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每天晚上，都会在灯下研读。那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苍劲有力的赠言，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把那行字给贴住了。

　　这些东西，就像一滴滴温水，悄无声息地，持续不断地，注入到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

　　(3)

　　那个夏天，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公的病情彻底稳定，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才找了个借口，回了乡下。他走的时候，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里的几块钱零钱。

　　妈妈发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倒了半瓶花露水，然后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人形印记的地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她没有抽烟，也没有发呆。　　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著书的封面。

　　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那里面，有感激，有敬畏，有不安，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后，不敢松手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那捆钱所开启的，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一扇妈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　　那个漫长而又混乱的夏天，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落下了帷幕。　　外公出院后，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据说，外公虽然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说话也含含糊糊，需要人长期在身边伺候。舅舅以此为由，向妈妈又“借”了两百块钱，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然后就带着外公，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舅舅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那股盘踞已久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终于被秋日干燥的风所吹散。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擦拭、晾晒。当那股熟悉的、干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我才感觉到，那个夏天，真的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妈妈不再深夜拖地，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模样，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只是，她比以前更沉默了，也更忙了。她桌上那些关于“税改”的文件，堆得更高了。

　　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升上了四年级。

　　我的同桌，依然是曾文静。

　　曾文静和我，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需要精心呵护的茉莉花，干净、文静，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是真正的文化人。她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B橡皮。

　　而我，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没人打理的香樟树。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跟我说话。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悄悄地塞给我一颗。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嘲笑过我“没有爸爸”的同学。

　　她就像那个夏天里，唯一透过乌云，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

　　那个周二的下午，自习课上，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

　　“何晨，”她压低声音，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这个周末，县里的新华书店，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就在咱们学校附近。我听我爸爸说，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还有打折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我犹豫了一下。新华书店，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明亮、干净，但又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很贵，我只在开学时，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小声补充道：“我妈妈给了我十块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我上周在《中学生阅读》上看到推荐了。我们可以一起挑，剩下的钱，我请你喝亚洲沙示。”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黑葡萄，让人无法拒绝。我点了点头。

　　就在我点头的那一瞬间，一个黑影笼罩了我们的课桌。我一抬头，就闻到了一股混杂着汗味和某种我不熟悉、但感觉很“洋气”的古龙水味的陌生气息。是林海峰。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身边没有跟着他那两个惯常的小跟班。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我的桌子，也没有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他只是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在我的桌角上，身体前倾，看着曾文静，脸上挤出一个他自以为很潇洒的笑容，露出一口因为吃了太多糖而有些发黄的牙。

　　“又去看书？那些字有什么好看的，都是骗人的。”他的声音很大，像是生怕教室里其他人听见，“我爸给我搞了台电脑，联想的！白色的！还能上网呢！你们知道上网是啥不？就是能跟全世界的人一起玩一个游戏，你在里面可以当国王，也可以当魔法师，比看那些假巴巴的故事刺激多了！”

　　“全世界”，这个词，在2000年的我们这间小小的教室里，不亚于从天而降的外星飞船。全班同学，包括我，都投去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

　　林海峰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带有很多拉链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扁扁的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张闪着银光的碟片。“看见没？《万王之王》！台湾那边过来的，要用专门的代理才能玩！我哥帮我搞的号。周末来我家，我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界。”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曾文静，那眼神，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是一种急于找到同类的、不容置疑的炫耀。

　　我看到曾文静的脸上，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有作为孩子对新奇事物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来自书香门第的矜持和抗拒。她能分清，“当国王、当魔法师”和爸爸口中那些“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　　“谢谢你，林海峰，”她小声而又礼貌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大人般的认真，“不过我爸爸说，玩物丧志，虚拟世界的东西，终究是假的。”

　　林海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抛出的、足以让全班同学疯狂的“新世界”，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地、甚至带着一丝智力优越感地拒绝掉。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那股被驳了面子的恼怒，开始在他眼里聚集。

　　但这一次，他没有发火。他只是收起了那副炫耀的姿态，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用一种近乎“恨铁不成钢”的、自言自语般的语气说：

　　“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听那些咿咿呀呀的破歌？”

　　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银灰色的、扁扁的金属盒子，还有一副白色的、线很细的耳机。

　　“MD，听过没？”他把那个金属盒子在我们眼前晃了晃，“索尼的！我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一张碟片，能存几十首歌呢！我哥给我拷的，都是那边最流行的，叫什么……”化学兄弟“，你们肯定没听过，那才叫音乐！”

　　他熟练地把耳机戴上，按了一下播放键，然后闭上眼睛，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情，手指还在桌子上跟着某种我们听不到的、强烈的节奏用力敲打。那一瞬间，他仿佛与我们这个嘈杂的、充满了粉笔灰味道的教室，隔绝开来，进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由密集的鼓点和奇异的电子音效构成的、孤独而狂暴的世界。　　他陶醉了一会儿，然后摘下耳机，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把其中一只耳机，递向了曾文静。

　　“听听！这才是未来的声音！比你们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强多了！”

　　这一次，曾文静没有立刻拒绝。对于一个生活在安稳、宁静世界里的女孩来说，那种从林海峰身上散发出来的、充满力量和未知气息的音乐，是具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的。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和一丝丝的渴望。

　　但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我正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支用到只剩一小截的、秃头的中华牌铅笔。我的文具盒，是那种最普通的铁皮盒子，上面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边角因为摔过好几次，已经撞得凹了进去。

　　那一刻，林海峰甚至不需要再说任何一句话。他只是举着那只洁白的、散发着数码产品特有气息的索尼耳机，就轻易地，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却又无比清晰的鸿沟。

　　一边，是属于他的，可以轻易拥有最新科技、接触到遥远国度轰鸣的、闪闪发光的新世界。

　　另一边，是属于我的，那个停留在铁皮文具盒和亚洲沙示的、陈旧的旧世界。

　　而曾文静，就站在这道鸿沟的中间。

　　我看到她犹豫了。她的手，抬起了一点点，似乎想要去接那只耳机。

　　但最终，她还是摇了摇头。

　　“谢谢，我……我不太喜欢戴耳机，耳朵会疼。”她找了一个很蹩脚的理由，然后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书本。

　　林海峰脸上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他收回耳机，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他笑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不带愤怒，却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成年人般的怜悯。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他的MD和耳机，慢条斯理地收回他那昂贵的书包里，然后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他没有踹板凳，也没有撂狠话。但他的那种姿态，那种“我都把我的世界分享给你们了，你们却不识抬举”的无声的骄傲，比任何一句羞辱，都更让人感到窒息。

　　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正落在我和曾文静的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我无法理解的“不识好歹”的议论。

　　“别理他。”曾文静在我旁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她的声音，比刚才少了几分坚定，多了些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微弱的失落。

　　我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妈妈正在灯下看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穿单位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而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丝质的睡裙。我们家那盏15瓦的灯泡，光线昏黄，照在她身上，那件睡裙泛着一层柔和而朦胧的光晕，像月光下的湖水。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盘起来，而是随意地披在肩上，几缕发丝垂落下来，遮住了她正在看书的、专注的侧脸。

　　她看到我回来，抬起头，问我怎么了，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我没有提学校里发生的事，只是说“今天考试没考好”。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她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很温暖，带着一股好闻的檀香皂的味道。我能看到，她坐着的时候，那件丝质睡裙的下摆，会滑到膝盖以上，露出她一截光洁、匀称的小腿。她似乎并没有在意，又或许是在自己家里，她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我们家很小，她坐在桌边，双腿会自然地并拢，斜斜地放在一边。我坐在她对面，写著作业，目光却总会不受控制地，落到她那双穿着薄薄的肉色玻璃丝袜的脚上。

　　那袜子很薄，几乎是透明的，紧紧地包裹着她秀气的脚踝和脚背，脚尖的部分，因为要耐磨，颜色会稍微深一些，透出一点点她涂着蔻丹红的、圆润的脚趾甲的轮廓。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把头埋进作业本里，脸颊发烫。

　　我坐在她对面，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想着曾文静那双清澈又带着一丝复杂情绪的眼睛，和林海峰那个银灰色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索尼MD，以及那听起来就充满力量的“化学兄弟”。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家和林海峰家的“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钱。妈妈是税务局的干部，我们的生活比家属院里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家要好得多。那种“不一样”，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见识，关于如何定义“好东西”的，巨大的鸿沟。

　　而我，就站在这道鸿沟的此岸，遥遥地望着彼岸那个属于林海峰的、由电脑、网络和MD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我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是否能跨过这条鸿沟。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自卑”的种子，第一次，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4)

　　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周末，曾文静没有来找我。周一上学时，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后来听班长说，她发烧了，请了病假。一连好几天，她都没有来学校。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掉了一块。我想象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额头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我甚至想过，放学后，去她家看看她，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变得有些乏味。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课间的时候，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走廊里追逐打闹，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著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比如“OICQ的等级”、“千年里的僵尸”，或者“传奇里的裁决之杖”。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优越感。

　　而我，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

　　我的世界，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

　　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她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税改”浪潮，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里。

　　她的忙碌，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而是一种更主动、更亢奋，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入。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画着各种流程图的草稿纸，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对着那些草稿纸出神。有时候，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眉头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日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一些新的、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切着番茄。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刀身雪白，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锋利得多。她用它切菜，几乎听不到“笃笃”的声音，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那种极其顺滑的、轻微的“嘶嘶”声。

　　我问她，这刀是哪儿来的。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口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她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家的吊扇坏了，在那个闷热的初秋，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又提着一网兜橘子，从乡下赶了过来，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他踩着凳子，拆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灰尘，最后满头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第二天下午，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那台电风扇，是白色的，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可以摇头，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工人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只有我知道，那天，家属院里，除了我们家，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她只是在签收单上，用她那手漂亮的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

　　那个晚上，舅舅赖在我们家，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我们三个人，坐在桌边吃饭。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安静又柔和地吹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说这风吹在身上，感觉都比别人的金贵。

　　妈妈却没什么胃口。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眼神，时不时地，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雪白的电风扇。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朋友，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

　　夜里，我被客厅里传来的、压抑的说话声吵醒。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看到舅舅和妈妈，正坐在桌边。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是舅舅的声音，他大概又喝了点酒，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这又是送刀，又是送电扇的……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姐夫虽然没了，但咱爸这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妈妈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程伟，不该你问的，别问。吃你的饭，住你的，再多说一句，就回乡下去。”

　　“我这不是关心你嘛！”舅舅急了，“姐，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这无缘无故的，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我怕你……我怕你被人骗了！”　　妈妈慢慢地转过头，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说：“我自己的事，心里有数。你只要记住，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别再给我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不敢再说话。

　　一个星期后，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她看起来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了。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都记在了本子上，下课后，拿给她看。

　　“谢谢你，何晨。”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从她家那栋楼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尖利，男人的声音压抑。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股暴躁的、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

　　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著书包的背带。

　　我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她说完，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

　　我站在她家楼下，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争吵声。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天没有来找我，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

　　原来，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令人羡慕的家，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

　　原来，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不想被人发现的秘密。

　　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说不清的难过。

　　那个秋天，我和曾文静，都长大了不少。我们都学会了，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在心里，关得更紧了一些。

　　(5)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爱笑的女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头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奶，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又喝了一口。

　　那晚，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安稳的烟火气，被这种陌生的、带着“高级感”的苦涩香味，彻底覆盖了。

　　从那以后，喝咖啡，成了妈妈的新习惯。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红梅”牌香烟，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她说，这东西比烟好，不伤肺。

　　紧接着改变的，是声音。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

　　那台复读机，同样是以“单位福利”的名义，出现在我们家的。妈妈说，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统一采购的，主要用来学英语。她把那本《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放在一边，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A-B-C-D的磁带。　　她学得很认真，每天早上，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女声，一遍遍地跟读。她的发音很生硬，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她的神情，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专注而又严肃。

　　有时候，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那一面，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而是一些舒缓的、纯粹的钢琴曲。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放下手里所有的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的背影，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人”。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朋友”。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来的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水味。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喊她“程蕾妹子”。

　　妈妈对她的态度，很客气，但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疏离。

　　那个女人，自称是市里某个“服装厂的厂长”，说是来我们县考察，顺便来看看妈妈。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有给我的进口巧克力，还有给妈妈的一套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装着漂亮瓶子里的护肤品。

　　她在我们家坐了很久，拉着妈妈，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比如“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打点关系”等等。

　　妈妈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

　　那个女人走后，妈妈把那些昂贵的礼物，都收进了柜子里，一次也没有用过。

　　但类似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有时候，会是一个自称是“建筑公司老板”的胖男人，提着两条“中华”烟和一箱茅台酒，上门来“请教税务问题”。有时候，会是一个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自称是“局里某位领导的亲戚”的人，送来两张周末去省城温泉度假村的招待券。

　　妈妈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又礼貌地拒绝掉那些过于贵重的礼物。但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却不可避免地，开始充斥着各种各样陌生人的气息。那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人情网络。

　　妈妈，就在这个网络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我能感觉到，她很不喜欢这些人。但她又似乎，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到来。　　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最特别的客人。

　　妈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正在厨房里低声说着什么。我家的厨房很小，两个人站着就显得很拥挤。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很有磁性。

　　我听到妈妈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吕局长，太破费了。”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路过城西那家新开的蛋糕店，都说味道不错，就想着你家晨晨也差不多大，顺便给他带一份尝尝，不是什么大事。”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他对我温和地笑了笑，那笑容，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带着客套和目的性，而是一种很真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你就是何晨吧？听你妈妈说，你学习很棒。”他说。

　　我有些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他指了指桌上那个漂亮的蛋糕盒子，说：“叔叔给你带的，快尝尝。”　　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著感激和一丝丝拘谨的复杂神情。她帮我打开蛋糕盒子，一股浓郁的、香甜的奶油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蛋糕。上面有巧克力做的小房子，还有用各种颜色的奶油裱成的花。

　　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妈妈口中的“吕局长”，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他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和妈妈谈论任何关于工作和税务的事情。他只是和我聊天，问我学校里的趣事，问我喜欢看什么书。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能从《哪吒闹海》，一直聊到《水浒传》里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那一晚，是我记忆里，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笑声。妈妈也显得比平时放松了很多，她甚至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那个叔叔带来的、据说叫“红酒”的、紫红色的液体。

　　饭后，那个叔叔要回家了。临走前，他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妈妈。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深绿色的硬壳封皮，上面印着金色的俄文字母，底下是两个醒目的汉字——《复活》。

　　“这本书，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他对妈妈说，语气诚恳而又意味深长，“托尔斯泰的。讲的是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自我救赎。程蕾你业务能力强，思想也上进，但越是这样，越要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能让人的心胸，更开阔一些。”

　　妈妈双手接过了那本书，那姿态，像是在接过一份极其贵重的、不容亵渎的礼物。她低着头，轻声说：“谢谢吕局长，我……我一定会认真读的。”

　　他对妈妈点了点头，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才转身离开。

　　他们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崭新的、散发著油墨香的《复活》，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饭桌上的情景。那个叔叔，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他不像爸爸何斌那样粗鲁，不像舅舅程伟那样猥琐，也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功利。他温和、博学，像一个真正的、遥远世界里的人。

　　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他能当我的爸爸，那该有多好。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那个儒雅的叔叔离开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似乎还残留着他带来的、不属于这里的气息。那不是某种具体的香味，而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一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局促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清贫而安稳的空气。

　　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每当有心事，或者家里来了让她感到不自在的客人后，她都会把自己藏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水声里，仿佛那流动的水，能冲刷掉一些看不见的、附着在她心上的东西。　　我坐在客厅里，没有翻开那本崭新的《复活》。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它光滑、硬质的封皮。那上面印着彩色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画像，他们的表情，庄严而又悲悯，仿佛正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俯瞰着我们这间昏暗、潮湿的小屋。

　　舅舅程伟不知何时，从外面溜达了回来。他大概是在楼下听说了有“贵客”来访，一进门，就先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贼眉鼠眼地凑到我跟前。　　“晨晨，刚才来的……是谁啊？”他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好奇和兴奋，“我听王阿姨说，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小轿车！乖乖，那可是奥迪啊！咱们县里，好像就县委书记有一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我只是摇了摇头。

　　“带的什么礼物啊？”他又指了指桌上那个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漂亮的蛋糕盒子。

　　“蛋糕。”

　　“就一个蛋糕？”舅舅显然不信，他觉得，能开得起奥迪车的大人物，出手绝不可能这么“寒酸”。他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像一只在寻找主人藏匿食物的猎犬，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的那本《复活》上。

　　“哦……还送了书，”他拿过那本书，翻了翻，看到背后标着的“定价：18……80元”时，撇了撇嘴，嘟囔道，“文化人送礼就是小气。”

　　就在这时，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下了那身待客时穿的连衣裙，重新穿上了平日里的旧家居服。她的脸上，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带着一丝疲惫的平静。

　　她看到舅舅手里的书，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程伟，”她淡淡地说，“你回来了。”

　　“姐！”舅舅立刻像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把书递了过去，“你看看，这人可真有意思。开那么好的车，就送本书，还是给小孩看的。你说他图啥呢？难道……他想认晨晨当干儿子？”他这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嘿嘿地乐了起来。

　　妈妈没有接那本书。她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桌边，开始收拾碗筷。她的动作，又恢复了那种机械般的、一丝不苟的利落。

　　“以后，家里的事，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人说。”她背对着舅舅，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哪有随便说！”舅舅有些委屈，“是王阿姨她们自己看见了，跑来问我的！再说了，有大领导关心咱们，这是好事啊！说明你工作干得好，受重视！以后我在外面，腰杆也能挺得直一些！”

　　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转过身，看着舅舅，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不懂事的孩子。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他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清高、要强的姐姐，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和他给我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然后，场景忽然变了。我梦见自己，站在那本摊开的、巨大的《复活》上。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白色的荒原。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一遍又一遍地，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小小的墨点。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则站在很远的地方，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他没有看妈妈，也没有看我。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他那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拨动着算珠，发出的，却不是清脆的“噼啪”声，而是沉重的、像铁链拖过地面的“哗啦”声。

　　每一声，都让妈妈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起，一种新的、无形的秩序，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而是更微妙，更深入骨髓。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再反复地听，纠正自己的发音。她说，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涉外税收业务”的培训班，名额很少，她想争取一下。

　　她的穿着，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但她开始注重“搭配”。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再在脖子上，系上一条小小的、印着碎花的丝巾。那丝巾，让平日里严肃的她，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柔和。她甚至还去理发店，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剪成了一个时髦的、齐耳的短发。

　　剪了短发的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也更精神了。但也更陌生了。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是她脚上的变化。

　　以前，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她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那种袜子很薄，很容易破，脚尖和脚跟处，总是带着深色的、加厚的一块。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用心地缝补好，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有的是纯黑色的，不透明，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笔直、修长，像两根精致的、黑色的瓷柱。有的是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的、竖条纹的暗花，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银色的光泽。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那颜色，像那晚她喝剩下的、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成熟、神秘，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她会坐在床边，慢慢地，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将那薄薄的织物，一点一点地，顺着她的小腿，往上拉。她的动作，专注而又优雅。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余光却不受控制地，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私密的动作所吸引。　　我能看到，那些崭新的、富有弹性的丝线，如何紧密地贴合着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将她小腿的线条，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袜口那道宽边的、带着蕾丝花纹的边缘，会轻轻地勒进她的大腿，留下一道浅浅的、暧昧的印痕。

　　这些新的、漂亮的袜子，也带来了新的、陌生的味道。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种混杂着檀香皂和她独有汗味的、温暖的气息。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带着淡淡花香的、属于“商品”本身的、精致而又冰冷的味道。

　　有一次，我看到她换下一双只穿了一天的、浅灰色的丝袜。我注意到，在脚踝的位置，不小心被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换作以前，她一定会把它收起来，等下次再穿。

　　但那一次，她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连同其他换下来的衣物一起，扔进了待洗的盆里。那姿态，随意得，就像扔掉一张用过的废纸。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类似被背叛的难过。

　　我怀念起以前那些被她用心地、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破了洞的旧袜子。怀念起那些被我偷偷藏在枕头底下，带着她独有体温和味道的、柔软的织物。　　我意识到，那些旧袜子，连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虽然清苦，但完全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封闭而又安稳的世界，正在被这些崭新的、漂亮的、散发著陌生气息的新袜子，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彻底取代。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也开始悄悄地流传。我好几次，都听到楼下的王阿姨和李婶，在择菜的时候，压低声音议论我们家。

　　“……啧啧，你看程蕾最近，真是越来越讲究了……”

　　“……可不是嘛！人也精神了，听说在局里可受重用了，什么好事都少不了她……”

　　“……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啊。不过，也得看是什么路子，要是路子走歪了……”

　　后面的话，她们会因为看到我路过，而心照不宣地停住。然后，用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和怜悯的复杂眼神，看着我。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低着头，快步走开。

　　舅舅程伟，则用他自己那套“拎不清”的逻辑，解读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心想着去“巴结”谁，而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狐假虎威”的底气。

　　有一次，他打牌又输了钱，被几个牌友堵在棋牌室里。换作以前，他早就点头哈腰地求饶了。但那一次，他居然挺直了腰杆，对着那几个人说：“你们急什么？不就几十块钱吗？我姐夫……哦不，我姐单位的大领导，那可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姐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要是把我惹急了，小心你们家里的生意，以后纳税的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

　　他这番半真半假的吹嘘，居然真的把那几个牌友给唬住了。从那以后，他在棋牌室的地位，莫名其妙地高了起来，再也没人敢轻易找他的麻烦。

　　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觉得是自己找到了“生存的智慧”。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第一次，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指着舅舅的鼻子骂道：“程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脸，还没有被你丢尽？！”　　舅舅被骂得狗血淋头，却还一脸无辜：“我这不是……看他们欺负人嘛……”

　　那天，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而我，就坐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本崭新、厚重的《复活》。

　　我没有翻开它。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触碰着它深绿色的、硬质的封皮。那封皮很光滑，也很冰冷，不像我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带着熟悉的、纸张的温度。

　　我听着房间里，那一片死寂。那寂静，比他们刚才大声的争吵，更让我感到害怕。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把这本书递给妈妈时的情景。他说，这本书，讲的是“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也不知道什么是“救赎”。

　　我只是悄悄地，站起身，走到妈妈的房门前。我把耳朵，轻轻地贴在冰凉的门板上。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叹息声。

　　我只听到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极其清晰的、“沙沙”声。

　　那声音，我既熟悉，又恐惧。

　　那是很多个深夜里，我曾听到的，妈妈用一把小小的美工刀，一遍又一遍，轻轻刮着自己指甲的声音。

　　那声音，像一只看不见的、小小的虫子，正在黑暗中，缓慢而又固执地，啃噬着什么东西。

　　我的身体，忍不住地，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妈妈想要“复活”的，或许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灵魂”。

　　她只是想变回那个，在外公没有生病之前，在那个儒雅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那个虽然清苦，但可以靠自己，把破了洞的丝袜，一针一线，认真缝补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妈妈。

　　但她，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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