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税务员】（3）

作者：托尔斯泰森

2025年8月14日发表于pi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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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2年开春，雨水特别多。我们家属院那栋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更陈旧的底色，墙缝里，甚至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暗绿色的青苔。院子里那几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上，也冒出了几点固执的新芽。我常常在窗前，看着那些新芽发呆。我觉得，它们长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个春天过去，它们也只是比刚冒出来时，大了那么一小圈而已。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总是散发着油墨和廉价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卖四驱车了。老板把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塑料跑道拆掉，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玻璃柜台。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贴纸和照片。据说，最火的，是一个叫F4的组合，是四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疯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他们的贴纸，贴满自己的铅笔盒和笔记本。

曾文静没有买。她只是偶尔会把她爸爸从市里带回来的、一本名叫《萌芽》的杂志，借给我看。那杂志的纸张很光滑，上面印着很多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要难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里面有很高很高、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一种会唱歌的、名叫霰雪鸟的鸟。

我就是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妈妈说她要去单位加个班，整理一些紧急的报表，晚饭前回来。她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作业。我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彩电打开，里面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联赛，上海申花对大连实德。解说员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嗡嗡”作响。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着蓝色和白色队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关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王阿姨家的那只大黄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院子门口经过，清脆的车铃声响了两下，又远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的、低沉的轰鸣声。我从窗户的缝隙里，悄悄地往下看。我看到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虫，缓缓地，从我们家属院门口那条路上开了过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门。我们家的门锁，最近有些不好用，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到那声沉闷的“咔哒”声。我怕那声音太大，就没走门。

我走到厨房，搬过那张总是摇摇晃晃的、用来够东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我们家那个朝北的小阳台，其实算不上阳台，只是在窗户外面用水泥砌出来的一小块平台。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先是一条腿迈了出去，踩在坚实的平台上，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地从那扇窄小的窗户里钻了出来。楼下，是王阿姨家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着几垄青菜和葱。地里的土，被前几天的雨水浇得又松又软。我抱着阳台的栏杆，找好一个落脚点，松开手，轻轻地一跳，脚底便传来一阵柔软的、陷进去的感觉，鞋边上，沾上了一点新鲜的、黑色的泥土。

我绕开家属院的正门，从一片倒塌的、长满了青苔的院墙缺口钻了出去。然后，我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着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走去。

口袋里，揣着一颗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那是我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偷偷拿出来的、一颗最大号的、用来别被子的大头针。

巷子口那堵残破的砖墙后面，可以看到那辆黑色的奥迪，果然就停在那个老地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的阴影里。

我等了很久。等到巷子里，连一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都没有了。

我没有跑，也没有鬼鬼祟祟。只是像一个放学后，正准备抄近路回家的、普普通通的小学生一样，迈着平稳的步子，慢慢地，朝着那辆巨大的、黑色的奥迪车走了过去。

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走到车的侧面，我弯下腰，假装在系自己那根不知何时已经散开了的鞋带。

我蹲在地上，离那只巨大的、黑色的、散发着一股浓重橡胶味的轮胎，只有不到一臂的距离。借着从梧桐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最后的一点天光，我甚至能看到轮胎侧面，刻着一串我看不懂的、已经微微发黄的白色英文字母和数字。

手从口袋里悄悄地伸了出来。那颗从妈妈针线笸箩里拿出来的大头针，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扁平的塑料头硌得我手心生疼。我摸索着，找到了那个从轮毂上伸出来的、小小的黑色塑料盖子，用冰冷得有些发抖的手指，把它一圈一圈地拧了下来，紧紧地攥在另一只手里。然后，我用那颗大头针的针尖，对准了里面那个亮晶晶的、小小的金属圆芯，闭上眼睛，轻轻地往里顶了一下。

“呲——”

一股强劲的、冰冷的气流，猛地从那个小孔里喷了出来。那声音不大，却异常尖锐，像一条受惊的小蛇，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一下。我吓得猛一缩手，手心里那颗小小的塑料盖子都差点掉在地上。我不敢再有任何动作，胡乱地把那个塑料盖子拧了回去，然后飞快地系好鞋带，站起身，继续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平稳的步子，朝前走去。

我没有回头，一口气走出了那条长长的、安静的梧桐巷。

回到家时，大门紧锁。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家里黑乎乎的，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径直进了厨房，找了一圈也没什么吃的，只好给自己冲了一碗麦乳精，甚至没顾上烧开水，就着温吞吞的凉白开搅和了。

麦乳精快喝完时，外面传来了响动。那慢条斯理的、高跟鞋踩在水泥楼梯上的“笃笃”声，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像敲在我心上。我心里一沉，赶紧把碗里剩下的几口喝完。

妈妈推开门走了进来。

“怎么不开灯？”她问，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只是带着下班后的那种惯常的疲惫。

“我……我刚回来。”我站在厨房门口，小声回答。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手里的一个棕色文件袋，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了厨房。我看见她今天穿的，是那双浅灰色的、带着竖条纹的丝袜，脚后跟处溅上了几个小小的、深色的泥点。

我把喝完的碗，拿进厨房的水池里。妈妈正在淘米，白花花的大米在她手心里来回地冲刷。她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现在饱了，就进了自己房间。

脱完衣服躺到床上时，能闻到被子上，有一股很久没晒过的、淡淡的霉味。这时，妈妈在客厅里喊：“不洗洗就睡啊。”

我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卫生间冲了个脚。妈妈正在厨房里切菜，“笃笃笃”的声音，又快又密，像一串急促的鼓点。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着妈妈炒菜的油烟机声，听着她端菜上桌时，碗底和桌面碰撞的轻响，听着她一个人吃饭时，那几乎听不见的、细微的咀嚼声。我们家的那张方桌，不大，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空旷的广场。

我一直在等一个声音。

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或者是一阵愤怒的、用力的敲门声。

我想象着，吕叔叔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路上，突然发现车子不对劲。他停在路边，看着那只慢慢瘪下去的轮胎，眉头紧锁。然后，他会想起什么，会立刻掉转车头，开到我们家属院楼下，怒气冲冲地上来质问。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异常的安静。静得，连楼下王阿姨家那只大黄狗，偶尔梦呓般的呜咽声，都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那根被我偷偷扎了一下的大头针，像一颗被我扔进了深海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连一个气泡都没有冒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

那天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只正在慢慢漏气的、黑色的轮胎。我一会儿觉得，是我的力气太小，那根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一会儿又觉得，或许是漏气太慢了，吕叔叔还没有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像一只小小的、带毛的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个急于想知道考试成绩的考生，又一次，绕远路，去了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

巷子里空空如也。

那辆黑色的奥迪，不见了。它昨天停过的那个地方，只剩下几片被风吹落的、干枯的梧桐树叶，和地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被轮胎压过的痕迹。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一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余的人。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蹩脚的间谍。我每天都会去那条巷子“巡视”一遍，可那辆黑色的奥迪，再也没有出现过。妈妈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她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看那些从市里寄来的文件。她脚上那双浅灰色的丝袜，脚后跟处的泥点，也早已被她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痕迹。

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那场自以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个无人观看的、愚蠢的笑话。

没有了电视，我们家的晚上，就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时，打在地面上的、细微的“沙沙”声。

妈妈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点上一盘蚊香，搬一张小竹凳，坐在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前，一针一针地，给我织毛衣。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线是她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据说很暖和。她的动作很熟练，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我则坐在她对面的小书桌前，假装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从曾文静那里借来的、名叫《读者》的杂志。

那本杂志，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个叫拉萨的、很遥远的地方。文章里说，那里的天，蓝得像一块刚被洗过的、干净的玻璃，云彩，白得像一团团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还说，那里的人，都很信佛，他们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用身体，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去往圣城的路。

我当时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骗人。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呢？路是用来走的，怎么能用身体去量呢？

我也是这样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在撒谎。

正对着那篇文章犯晕，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毛衣针，站到了我的身后。

“又在看这些没用的闲书。”她说着，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责备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摊开的杂志，拿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长，也很白，因为常年做家务，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我看到，她今天，给自己的指甲，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不再是以前那种张扬的、蔻丹般的红色，而是一种很浅很浅的、近乎于透明的肉粉色。那颜色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像珍珠一样的光泽，让她那双手，看起来，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精致。

她拿着那本《读者》，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她翻得很认真，像是在检查我的作业。当她翻到那篇讲“拉萨”的文章时，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拉萨……”她看着那两个字，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在说一个她从未去过，却又在梦里，见过很多次的、遥远的地方。

她看着那篇文章，看了很久。久到她手里的那本杂志，都因为出了神，而微微地，垂了下去。

我看到，我们家那盏昏黄的、十五瓦的灯泡，光线从她的头顶，照下来，在她那头刚刚洗过的、还带着一点潮气的短发上，投下了一小圈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晕。她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留下了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阴影。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安静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在那篇文章里，看到了什么。是那片像玻璃一样蓝的天空，还是那些用身体丈量着道路的、虔诚的人？

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说不出的难过。

我忽然觉得，我妈妈，她也很像那些去往拉萨的人。

她也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那双涂着淡淡肉粉色指甲油的、漂亮的手，用那一针一线的、永不停歇的劳作，在我们家这间充满了烟火气和霉味的小屋里，沉默地丈量着她自己的、那条看不见终点的、去往圣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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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妈妈织了很久，从秋天第一片梧桐叶落下来开始，一直织到我们县城里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薄雪。

那场雪其实算不上雪，只是些细小的、像盐粒一样的冰晶，夹杂在阴冷的、潮湿的冬雨里，落下来一沾到地面就化成了水。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人很年轻，脾气却很大。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在讲台上，一边唾沫横飞地讲着那些我们听不懂的鸡兔同笼，一边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在下面巡视。

曾文静因为感冒一直在小声地咳嗽，王老师大概是觉得她的咳嗽声，打扰了他讲课的兴致，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有的同学，自己不想听课，就不要影响别人！”他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寂静的、有些沉闷的教室里，来回地拉扯。

曾文静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她赶紧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出。可就在这时，她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剧烈的咳嗽。

王老师的脸，瞬间就涨成了猪肝色。他拿起讲台上的一根白色的粉笔，想都没想，就朝着我们这边，狠狠地扔了过来。

那根粉笔头，擦着曾文静的耳边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身后那排一个男生的课桌上，“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

全班同学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的哄笑声。那笑声，像潮水一样迅速地淹没了整个教室，但又在王老师那铁青的脸色下，像退潮一样飞快地缩了回去，所有人都立刻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只有我慢了半拍。

我没忍住，嘴角往上翘了翘，那声压抑着的、没能及时收回去的“嗤”笑就像退潮后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沙滩上的那只螃蟹，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显得异常的清晰和刺耳。

王老师的目光，像两只饥饿的、在寻找猎物的鹰，在教室里盘旋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这个唯一没来得及缩回脑袋的、倒霉的猎物身上。

他那张早已涨成猪肝色的脸，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挽回颜面的、绝佳的出气筒，而显得更加扭曲了。

“何晨！”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了调，手指着我，像是抓到了一个罪证确凿的犯人，“你给我站起来！全班就你还在笑！你觉得很好笑是吗？你给我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我站了起来，没有解释也没有说话。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站在了那条空无一人的、冰冷的走廊里。我能听到教室里又重新传来了王老师那含糊不清的讲课声和我背后同学们压抑着的、小声的议论。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站着。从一节课的开始，站到一节课的结束。

放学的铃声，终于像一种迟来的赦免，响彻了整个校园。

走廊里，瞬间就变得嘈杂起来。各个班级的门都打开了，穿着厚厚冬衣的学生们，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吵闹的鸭子，笑着闹着从我身边涌过。他们会好奇地，朝我这边看上一眼，然后和身边的人交头接耳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曾文静是最后一个从我们班教室里走出来的，她把书包递给我，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擦得很干净的白色球鞋的鞋尖。走廊里已经很安静了，我能听到她那有些急促的、细微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圈红红的，像一只刚刚哭过的兔子。

“何晨，”她开口了，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因为内疚而显得格外小心翼翼的腔调，“我……我刚才下课，去找了王老师。我跟他说，这件事不怪你，是我咳嗽影响了大家，他要罚，应该罚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会去找王老师。

“那……王老师怎么说？”我问。

“他……他很生气，”曾文静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她小声地模仿着王老师的语气，“他说，‘他一个男生，在外面站一会儿怎么了？你是女同学，身体不好，快回家去！’，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她说完，又沉默了。她用手，无意识地，绞着自己校服的衣角。

“你别怪王老师，”她又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红红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她那个世界的、真诚而又天真的劝慰，“我爸爸说，王老师刚毕业，一个人从外地分到我们这里，也很不容易。他……他可能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想立威风……你，你别往心里去。”

“你快回家吧，阿姨该着急了。”她说完，就背着她那个总是很干净的书包，匆匆地，跑下了楼。

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阴沉的天空，看着那些细小的、夹杂在冬雨里的冰晶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又无声无息地融化掉。

我想起了去年快过年时，妈妈带我回乡下外公家的情景。那是我记忆里外公的身体还算硬朗的最后一个冬天。那天，村里的大伯公家要杀年猪。那是一头黑色的、养了一年多的、壮得像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猪。它被几个壮汉用粗麻绳捆着四蹄抬到了一张临时搭起来的长条凳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头猪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死了。它只是哼哼唧唧的，以为人们又在跟它闹着玩。可当那个专门从镇上请来的、姓刘的屠夫，从他那油腻腻的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把雪亮的、窄长的尖刀时，那头猪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它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挣扎、扭动，喉咙里发出了我从未听过的、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嚎叫。那嚎叫声，又尖又长，穿透了整个村子上空那片灰蒙蒙的、冬日的晨雾。村里所有的狗都吓得夹着尾巴不敢出声。

刘屠夫是个很瘦小的老头，他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对那头猪的嚎叫充耳不闻。他只是用一只膝盖死死地顶住猪的脖子，然后，把那把雪亮的尖刀，想都没想，就狠狠地捅进了猪的喉咙里。

一股暗红色的、滚烫的猪血像一道小小的瀑布，喷涌而出，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那头猪的嚎叫声戛然而生，变成了更绝望的、带着“呼噜呼噜”漏风声的抽搐。它的四条腿还在徒劳地、一下一下地蹬着。

我被那场面吓得脸都白了，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再看。可村里其他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却都围在旁边，兴奋地、大声地叫着好。

过了很久，那头猪终于不动了。它那双原本还闪着惊恐光芒的小眼睛，变得浑浊、黯淡，像两颗蒙了灰的、黑色的玻璃弹珠。刘屠夫把刀拔出来，在猪身上那件满是污泥的皮上，随意地擦了擦。然后他对着旁边一个烧着滚水的、巨大的铁锅喊了一声：“行了！抬过来褪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那头被杀死的猪。

我只觉得，那一刻，站在冰冷走廊里的我，和那个被老师用一根粉笔头砸中的我，都像那头猪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手握尖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发怒。我们只能徒劳地、发出一声可笑的、无人理会的抗议，然后，就被那股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抵抗的力量，给轻易地，按在了那张看不见的长条凳上。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或许一个小时，或许更久。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妈妈可能不会来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阵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笃笃”声。

那声音，由远及近，不紧不慢，穿过空旷的操场，传进这栋安静的教学楼。

我一回头，看到了妈妈。

她没有跑，也没有显得很狼狈。她只是像往常下班一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她身上，还穿着在单位里穿的那件蓝色的税务制服，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她先是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

“手不冷吗？”她问，语气很平淡。

我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手攥得更紧了。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问我发生了什么。她只是说：“走吧，去你们老师办公室。”

五年级的教师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摆着十几张掉了漆的、老式的办公桌。大部分老师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角落里还亮着一盏台灯。

王老师就坐在那盏台灯底下。他没有在备课，也没有在批改作业。他只是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书，正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脸上的那种悠闲，瞬间就凝固了。他有些慌乱地，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站起身，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哎呀，是何晨妈妈啊，”他主动地迎了上来，显得异常热情，“您怎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妈妈没有坐。她只是站在那张堆满了作业本和空茶杯的办公桌前，静静地看着他。

“王老师，”她开口了，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静，“我听我们家何晨的班主任说，今天下午，您在课堂上，跟他，起了点小误会？”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时，看到的那只老母鸡。

舅舅家院子里，养了一群鸡。有一只芦花的老母鸡刚孵出来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仔。平日里，那只老母鸡总是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刨着食，看起来温顺又迟钝。可有一次，邻居家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地跑进了院子里，想去叼一只落在最后面的小鸡。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平日里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芦花母鸡，突然就变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了起来。它弓着背，压低了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的“咕咕”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警告。然后，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弹，想都没想就朝着那条比它高大好几倍的大黄狗猛地冲了过去，用它那并不锋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黄狗的眼睛。

王老师一听“误会”这两个字，脸上的表情明显地松弛了下来。他大概觉得，眼前这个女人，跟那些他见过的、只会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闹的农村妇女不一样。她是个讲道理的人。

“哎，您看这事儿闹的，”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无奈的腔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那个版本的“事实”，“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吗？现在的学生，太调皮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还公然嘲笑老师。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他进行一下批评教育，也是应该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严厉了一点点。您也是国家干部，您肯定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也不容易……”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妈妈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听众。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礼貌性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师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有些尴尬的沉默。

然后，妈妈才缓缓地，从她那件米色风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张名片，轻轻地，放在了王老师那张堆满了作业本的、凌乱的办公桌上。

“王老师，”她说，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客气，“这是我们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的名片。我跟张科长，还算熟悉。他前几天还跟我提起，说今年，市里正好有一个‘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名额，很难得。他说，王老师你很年轻，业务能力也很强，是重点的考虑对象。”

王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他脸上的血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他那张原本还在滔滔不绝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灯光下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妈妈看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的、可怜的动物。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她只是转过身，牵起我那只冰冷的手，用一种平静到近乎于冷漠的语气，说：“何晨，我们回家。”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外面那场夹杂着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尚未被夜色完全吞没的、像死鱼肚皮一样的、灰白色的光。

妈妈拉着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旧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我跟着妈妈，走了很久。她的高跟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孤独又固执的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在丈量着这条漫长而又寂静的路。她没有再牵我的手，只是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我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像一只刚刚打赢了一场恶战，却也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母兽。

回到家，屋子里有一股冰冷的味道。妈妈脱下那件米色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她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名片光滑的、带着棱角的边缘。她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更深的、我看不懂的疲惫，像是在掂量着一件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保管的、滚烫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张名片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我隐约觉得，那和我抄了李凯的数学作业，就必须在下一次语文考试时，把我的答案给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只不过，妈妈欠下的这份人情，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让她那双总是很稳的手，都显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看着此刻摩挲着那张白色名片的妈妈，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自己似乎正在应验着她对舅舅说过的这句话。

那次误会之后，我们家的空气变得很奇怪。妈妈对我，有了一种近乎于神经质的关注。她不再只是关心我的成绩，而是开始关心一些更细微、更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人。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暴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别人，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人。

网吧那件事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她。她开始盘问我的交友情况。“那个李凯，以后少跟他来往，”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听王阿姨说，他爸爸不正经，在外面跟人合伙开游戏厅，不是什么好人家。”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口那家文具店，她说那地方人多手杂，乌烟瘴气。

我们家那间屋子，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干净的、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

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起初，这阵风与我们无关。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神秘兮兮地对我妈妈说：“程蕾，你听说了没？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声不响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听说啊，光择校费就这个数！”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

“市一中？”妈妈择菜的手，顿了一下，“那不是要市里的户口才能上吗？”

“哎哟，我的好姐姐，现在这年头，户口算个啥？”王阿姨压低了声音，朝四周看了看，“只要有路子，有贵人帮忙，别说户口了，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那都不叫事儿！”

王阿姨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那眼神，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上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那天晚上，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她说，那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那里的学生，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她还说，那里的孩子，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不会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家的空气，就越是压抑。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人，是谁。而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人的电话了。

绝望，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叫做侥幸的东西。

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爆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更庞大的、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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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02年的初夏，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所有的店铺，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女人的内衣，门口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到处都贴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红色横幅。那一年，中国队破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个词，像一阵滚烫的、带着汗味的季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连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油条的张老头，都在他的油锅旁边，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吃张记油条，为国足加油”。

我们家，是这场狂热中，唯一的、安静的孤岛。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也认不出那个据说很神奇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人们，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

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印着“15号”的红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马麦罗”，因为他听说，巴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就叫这个名字，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头。

“姐！晨晨！”他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冲进我们家，满面红光，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CD光盘，“最新的！内部渠道搞到的！《豪门盛宴》！《世界杯百大进球》！晚上我拿去放，保准一堆人围着看！”

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机，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平日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但那段时间，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摆了一个小摊，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电视机，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CD。五毛钱看一场，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冰镇的亚洲沙示，可以免费看两场。

他的生意，居然还不错。很多买不起电视，或者家里女人不让看球的男人，都会在他那儿，花上几块钱，就着一瓶廉价的汽水，看那些穿着不同颜色队服的小人，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直到深夜。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虚假的爱国热情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他甚至奢侈地，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人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我看到，她的眉头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个巴蒂，战神！那一脚远射，‘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头，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头。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头，“这足球，它跟人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头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人。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洞。

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把那些过时的VCD光盘，当成废品，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我们县城那股热病，也像退潮一样，迅速地冷却了下去。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有舅舅，还在坚持着。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巴西队身上。他说，他从罗纳尔多那个“阿福头”上，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

决赛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着半只烧鸡和一瓶二锅头，赖在我们家，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信号不太好的彩电，看完这场“世纪之战”。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舅舅喝得满脸通红，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破口大骂。

而我，却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

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

下半场，罗纳尔多，那个顶着滑稽阿福头的男人，连着踢进了两个球。

我们家那栋破旧的红砖楼，瞬间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男人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舅舅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头一饮而尽，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充满了酒精味道的欢呼声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

那声音，很短促，也很怪异。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深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干涩的、短促的笑。

那或许，算是一种笑声。

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它尖锐，冰冷，像一小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呲”的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自嘲的青烟。它不像哭声那样，是温热的、湿润的、能让人感到悲伤的。它像一根冰凉的、细细的针，瞬间刺破了夜晚的寂静，也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了一下，而是像被这根冰凉的针给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宁愿听到她放声大哭。因为哭是我能听懂的语言。可那一声短暂而又冰冷的、不知是何意味的轻笑，却像一个我完全无法破译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从脊背升起的、彻骨的寒意。

我忽然觉得，帘子后面那个一动不动的、黑暗中的妈妈，在听完舅舅那句“强者永远是强者”的醉话后，她不是悲伤，也不是绝望。

舅舅狂欢了很久，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放颁奖典礼，他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嘴里还嘟囔着“罗纳尔多……牛逼……”之类的梦话。

我关掉电视，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舅舅那沉重的、带着酒气的鼾声，和墙上石英钟“嘀嗒、嘀嗒”的声响。那鼾声，像一台破旧的、漏气的鼓风机，一下一下地吹着这个夏夜里沉闷的空气。

我悄悄地走到帘子边，掀开了一个小小的角。

妈妈没有睡。

她只是坐在床沿上，背对着帘子的方向。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床头灯没有关，昏黄的光像一层薄薄的、温热的蜂蜜，涂在她那个微微弓起的、瘦削的背影上。

她的脚边，放着一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面盛着半盆清水。她刚从单位回来，脚上还穿着那双出门时穿的、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竖条纹的丝袜。或许是走了一天的路，天气又闷热，她正微微俯下身，一只手轻轻地、极其缓慢地，将右脚上的丝袜，从脚踝处一点一点地往下褪。

她的动作，很轻，也很慢，像是在剥开一层脆弱的、半透明的蝉蜕。那层薄薄的尼龙织物，随着她的动作，慢慢地卷曲、堆叠，露出了她那截因为长时间被包裹而显得异常白皙、细腻的脚踝。

褪到一半，她停了下来。她没有立刻把袜子完全脱掉，而是将那只还包裹着半截丝袜的脚伸进了清凉的水盆里。我听到一声极轻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满足的叹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让那只脚浸在水里。水很清，我能看见那层浅灰色的、被水浸湿后变得近乎透明的丝袜，是如何紧紧地、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着她脚背的每一寸肌理。透过那层薄薄的织物，她那圆润的脚趾轮廓若隐若现。

过了一会儿，她从盆里抬起脚，水珠顺着那层光滑的尼龙表面无声地滑落。然后，她才继续刚才的动作，把那只湿漉漉的、带着凉意的袜子，从脚上完整地、轻柔地褪了下来。

她把那只换下来的、还带着她体温和水汽的袜子随手搭在了床头的铁栏杆上。

然后，她又换了另一只脚，重复着刚才那一整套缓慢而又固执的仪式。

我看着那只被挂在床头栏杆上的、湿漉漉的浅灰色丝袜。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不再像平时晾在卫生间里那样，带着一种干净的、属于织物本身的僵硬。它软软地、服帖地垂在那里，袜口那圈宽边的蕾丝还保持着一个被她小腿撑开过的、小小的弧度。它像一只刚刚蜕下的、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蛇皮，安静地散发着一股混杂了皮革、汗水、灰尘和她独有的、淡淡的体香的、极其复杂的味道。

那味道，我隔着好几步远，仿佛都能闻到。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么清冽，也不像樟脑丸那么刺鼻。那是一种更私密的、只属于她的、让我感到莫名心安，却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看着她那个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孤独的背影，看着那只安静地挂在床头的、散发着复杂气息的丝袜。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聋的鼾声里，我忽然觉得，我们这间小小的、隔着一道印花布帘子的屋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唯一重要的地方。

帘子外面的那个世界，那些关于足球的、震天的狂欢，那些属于男人的、粗鲁的呐喊和胜利，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与我无关的、一场喧嚣而又虚假的梦。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直到眼睛都有些发酸。

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属于大人的烦恼。

我只是觉得，能这么看着她，真好。

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他醒来后，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喝了好几杯凉白开。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狂欢和失态，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说二锅头的后劲太大。

妈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给我冲了麦乳精，然后就又坐在了窗前。不过，她没有再织毛衣，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印着我们县地图的册子，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

舅舅赖着没走，他在等妈妈开口，借给他回乡下的路费。

我们家那台雪花牌的单门冰箱，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比我的年纪都大。它平日里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发出一阵阵“咯咯咯”的、吃力的喘息声。

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凉白开，正准备开口要钱的时候，那阵熟悉的“咯咯”声，突然变成了一声尖锐的、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的“嘎——”，然后，就彻底地没了声息。

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那只石英钟，还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怎么了？”舅舅放下茶杯，茫然地问。

妈妈没有说话。她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那扇已经有些关不严的、沉重的冰箱门。里面，那盏总是亮着昏黄光的小灯泡黑了。一股不算新鲜的、混杂着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气，懒洋洋地飘了出来。

“坏了。”妈妈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舅舅立刻来了精神，他觉得这是他一展身手、赖着不走的好机会。“坏了？我来看看！”他说着，就自告奋勇地，把冰箱后面的插头拔了，又插上，反复了好几次，那台老旧的冰箱依旧像一具沉默的、白色的尸体毫无反应。

“肯定是后面的压缩机出了毛病，”他拍着冰箱嗡嗡作响的外壳，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下着定论，“问题不大，我拿螺丝刀拆开看看，保准给你修好。”

他从我们家那个放杂物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把生了锈的螺丝刀，在冰箱后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灰尘和油污。最后，他满头大汗地站起来，摇了摇头，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彻底报废了，没得修了。

那个下午，我们家，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冰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它最后的温度。冷冻室里那几根我一直舍不得吃的、红豆味的冰棍，最先遭了殃。它们慢慢地，融化成一摊红色的、甜腻的糖水，顺着冰箱门的缝隙，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妈妈没有说话，也没有抱怨。她只是找来一块抹布，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摊从冰箱里流出来的、黏糊糊的液体。她的动作，很慢，很机械，像是在擦拭地板，又像是在擦拭某种我们都看不见的、正在从我们生活中，一点点流逝掉的体面。

舅舅看着她那个沉默的背影，大概也觉得脸上挂不住，灰溜溜地不再提修冰箱的事了。

到了傍晚，冰箱里那些剩菜，开始散发出一股微微的、变质的酸味。

妈妈站起身，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她把那些已经开始发黏的剩菜倒进了垃圾桶。然后，她拿着那块抹布，仔仔细细地把冰箱的里里外外都擦拭了一遍，直到那白色的铁皮外壳，又能映出人影。

做完这一切，她才走到舅舅面前，从口袋里，数出二十块钱，递给他。

“路费。你回乡下去吧。”

舅舅拿着钱，脸上有些发烫，他小声地嘟囔着：“姐，这冰箱……要不，我回去找人问问，看能不能从废品站，淘换个旧的……”

“不用了。”妈妈打断了他。

舅舅走后，我们家，陷入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寂静。那台不再制冷的、空空如也的冰箱，像一口白色的、敞着口的棺材，立在厨房的角落里，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个家的窘迫和衰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看着那张市区的地图。

她想逃离的，不仅仅是这个县城，不仅仅是那个会对学生扔粉笔头的王老师和那个充满了烟味与厮杀声的网吧。她想逃离的，是这一切。是这种眼睁睁看着冰棍融化成糖水、新鲜的饭菜变成馊水的无力感，是这种生活像一台老旧冰箱一样，在你面前，一点一点地、不可挽回地坏掉的、缓慢的绝望。

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想让自己逃离。她也想让我逃离这里。她不想让我将来也守着一台会坏掉的冰箱，看着冰棍在我眼前融化却无能为力。她想让我去一个所有东西都是崭新的、不会轻易坏掉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深夜，我被客厅里一阵细微的、拨动电话转盘的“咯噔”声惊醒。

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

我看到妈妈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像个梦游的人一样，站在那台红色的电话机旁。她的手里握着听筒。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仿佛那头的人就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喂。”是那个我既熟悉、又恐惧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电话，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我看到窗外那一点点微弱的月光，照在她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上。那表情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自愿的囚徒。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又重得像一块石头，“我是程蕾。我想……我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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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是在一股浓烈的、混杂着硫磺味和没烧透的煤球的呛人气味中被冻醒的。

我们家那台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不知何时，已经灭了。炉口那块小小的、用来观察火色的云母片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烟灰。屋子里冷得像一个冰窖。我把头缩进那床带着一股淡淡霉味的、冰冷的被窝里，能听到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的枝桠，被冬日早晨的干冷寒风吹得“呜呜”作响，像谁在小声地哭。

那已经是妈妈打完那通电话后的第三天了。

她没有再跟我提过那件事，也没有再提过市一中。她的生活，突然就变得异常的规律，也异常的安静。她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检查我的寒假作业。她只是话变得更少了，眼神也总是飘忽忽的。

那个电话，像一颗被扔进了深井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回响，甚至连一声“噗通”的水声都没有传回来。

而我们这个小县城，却在那年冬天，以一种缓慢而又固执的方式，准备着迎接一个名叫春节的、盛大的节日。

街上的梧桐树，都被人用白色的石灰水，刷上了一圈整齐的、像穿了白色短袜一样的白边。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里，挂上了巨大的、红色的春字剪纸和一串串金色的塑料元宝。音像店门口那只总是接触不良的大喇叭，也不再放那些黏糊糊的流行歌曲了，而是换成了财神爷“恭喜发财”的、充满了电子合成器味道的、单调的循环。

我最喜欢去的，是县电影院门口那条小路。路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最新贺岁片的、巨大的电影海报。《英雄》、《无间道》、《我爱你》……那些穿着古装、或者举着手枪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都用一种很深沉的、似乎藏着很多心事的眼神，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常常会在那些海报前，站很久。我看不懂那些关于背叛和救赎的剧情介绍，我只是觉得，海报上那些人的世界，离我真远啊。他们的世界里，有漫天的箭雨，有天台上的对峙，有为了一个女人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而我的世界里，只有写不完的寒假作业，和妈妈脸上那片化不开的、像冬天雾气一样浓的、沉默的阴云。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那张方桌旁，用一把小小的、锋利的裁纸刀，聚精会神地削着一根竹子。地上，已经堆了一小堆青白色的、带着一股清香的竹篾。

“晨晨，回来了？”他看到我，抬起头，脸上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属于发明家的、神秘的笑容，“快来看，舅舅给你做个好东西。”

我凑过去看。他把一根削好的、细长的竹篾，用火柴点燃的蜡烛，小心翼翼地烤着，把它烤软，然后慢慢地弯成一个圆润的、像月亮一样的弧度。

“这是干嘛？”我好奇地问。

“做风筝！”舅舅得意洋洋地说，“过两天，就立春了。老话说，‘立春要放晦气’。咱们做一个全县城最大的风筝，把咱们家这一个冬天的倒霉事儿，都让它给带走，带得远远的！”

那个下午，舅舅就在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用他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极其灵巧地做着那只巨大的风筝。他用竹篾，扎出一个匀称的、像蝙蝠一样的骨架。又用妈妈做衣服剩下的、白色的棉布，仔细地蒙在骨架上。最后，他拿出我那盒还没怎么用过的水彩笔，在那片雪白的布面上，画上了一个龇牙咧嘴的、看起来很威风的、彩色的孙悟空的脸。

风筝做好的那天，天气很好。前几天的阴霾一扫而空，天上挂着一个亮晃晃的、像咸蛋黄一样的、冬日里难得一见的太阳。

舅舅扛着那只比我还高的、巨大的孙悟空风筝，带着我，去了我们县城南边那片收割完稻子后、光秃秃的田野上。

田野里的风，很大，也很硬，吹在脸上像被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

舅舅把那卷长长的、用旧报纸捻成的线，交到我手里。他自己则举着那个巨大的风筝，迎着风费力地往前跑。

“跑！晨晨！快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对我大声地喊着。

我抓着那根粗糙的、冰冷的线，也跟着他，在那片坑坑洼洼的、结着一层薄冰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起来。

风筝，在舅舅的手里，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像一面巨大的、想要挣脱束缚的旗帜。

“放线！快放线！”舅舅大喊着。

我赶紧松开手，那卷旧报纸捻成的线，像一条有了生命的蛇，飞快地从我手里挣脱了出去。

那只画着彩色孙悟空的脸的、巨大的风筝，晃晃悠悠地离开了舅舅的手，朝着那片灰白色的、空旷的天空飞了上去。

它飞得很吃力，一会儿往左偏，一会儿又猛地往下坠。好几次，我都以为它要掉下来了，可每一次，它都能在即将撞到地面的时候被一阵突然刮过来的、更强烈的风给重新托起来。

最后，它终于飞稳了。

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彩色的墨点，挂在那片广袤的、没有一丝云彩的、寂寥的天空里。

舅舅叉着腰，站在田埂上，气喘吁吁地，仰着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墨点。他的脸上，满是汗水，和一种心满意足的、孩子气的笑容。

“看见没，晨晨，”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语气里，充满了骄傲，“飞起来了！咱们的晦气，都让它给带走了！”

我看着那个在天上，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的风筝。

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舅舅跟我说过的、那个关于“风筝和线”的比喻。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根已经被放到了尽头的、绷得紧紧的、连接着那个遥远墨点的线。

我忽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只风筝。

我们总想着往天上飞，飞得越高越好。

可我们却忘了，不管我们飞得多高，多远，那根决定我们命运的线始终都攥在别人的手里。

而那个放线的人，他什么时候会累，什么时候会不耐烦，什么时候，会松开手，或者，把线收回来，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那只画着孙悟空脸的巨大风筝，最终还是断了线。

就在它飞到最高处，变成一个几乎快要看不见的、小小的黑点时，一阵不知从哪儿刮来的、强劲的横风，猛地扯了一下。我只觉得手心一空，那根绷得像琴弦一样的线，就那么“啪”的一声，从最细弱的地方断掉了。

我和舅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属于我们的“孙悟空”，像一片失去了方向的、无助的树叶，摇摇晃晃地朝着西边那片灰蒙蒙的、看不见尽头的群山飘了过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妈的，”舅舅看着空空如也的天空，往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晦气！真是晦气！”

我没有说话。我只是觉得，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像极了打完那通电话后我们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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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带着淡淡檀香皂味的空气里，开始悄悄地，混进了一丝新的、陌生的气息。那是一种很淡的、类似于医院里消毒水和某种青草药膏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妈妈新买的一种漱口水的气味。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很久。我能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反复的、含着水咕噜咕噜的声音。

她还买了一面新的镜子。那是一面小小的、可以折叠起来的、带塑料花边的化妆镜。她会把那面镜子，立在饭桌上，然后，对着镜子里的人，仔仔细细地，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小小的镊子，一根一根地拔着自己眉毛上那些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杂毛。

她的眉头，总是微微地蹙着，那表情，不像是在变美，更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枯燥、却又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妈妈说她要去单位，把一些积压了很久的旧报表给整理归档。她说，与其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阴天发呆，还不如去单位干点活，心里踏实。

她似乎有些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犹豫了一下，还是说：“算了，你跟我一起去吧。就在办公室里写作业，也省得我总惦记着你有没有乱跑。”

税务局的大楼，在周末的傍晚，显得异常的安静和空旷。长长的走廊里，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在回响。妈妈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的地面上，发出“嗒、嗒、嗒”的、清脆又孤独的声音。

妈妈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摆着七八张一模一样的、掉了漆的铁皮办公桌。空气里，有一股很好闻的、混杂了旧纸张、墨水和淡淡灰尘的味道。妈妈把我安排在她自己的座位上，给我布置了一张数学卷子，然后，她自己，就抱着一摞厚厚的、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旧报表，去了隔壁的档案室。

我没什么心思写卷子。我坐在妈妈那张吱呀作响的转椅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属于她的、陌生的世界。

她的办公桌，和家里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我们家属院所有住户的电话号码表，和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我们税务局的集体合照。照片上，妈妈还留着长头发，穿着那身蓝色的税务制服，站在一群同样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她没有笑，只是微微地昂着头，眼神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她的清高和倔强。

桌子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泡着几根胖大海。我拿起杯子，闻了闻，一股淡淡的、带着一丝苦涩的甜味钻进我的鼻子里。我想，她平日里，大概就是喝着这种东西，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像天书一样的报表的。

我正端着杯子出神，一个我最喜欢玩的、那种用两块磁铁吸在一起的、用来擦玻璃的红色塑料擦，从高高的窗台上，“啪”的一声，掉了下来。它没有掉在地上，而是不偏不倚地正好掉进了办公桌底下，那个狭小的、黑暗的缝隙里。

我赶紧放下杯子，趴在地上，想伸手把它够出来。可那缝隙太深，我的胳膊又太短。我只好整个人，像一只小猫一样，手脚并用地钻进了那张巨大的、散发着一股陈旧铁皮味的办公桌底下。

桌子底下，是一个很奇妙的世界。这里很黑，很安静，只有从外面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弱的光。我能看到一排排缠绕在一起的、黑色的电线和电话线，像一片沉默的、交错的丛林。我还能闻到一股混杂了铁锈、灰尘和妈妈脚上那双平底鞋的、淡淡的、很特别的味道。

我找到了那个红色的塑料擦，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我没有立刻钻出来。我忽然觉得，这个黑暗、狭窄、充满了奇怪味道的小空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我甚至可以透过桌子前面那块小小的、用来挡脚的木板的缝隙，看到外面那条空无一人的、长长的走廊。

就在我准备在这个属于我的秘密基地里，再多待一会儿的时候，我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一阵熟悉的、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是吕叔叔。

他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妈妈。她抱着那摞厚厚的报表，跟在他的身后。

“……就放在这里吧。”是吕叔叔温和的声音。

我看到妈妈，把那摞报表，放在了离我很近的、另一张办公桌上。然后，她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吕局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带孩子回去了。”是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客气，也有些疏远。

“不急。”吕叔叔笑了笑。

我从桌子底下的缝隙里，看到了一双黑色的、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双我熟悉的、穿着黑色丝袜和半高跟平底鞋的、属于妈妈的脚。

那两双鞋，一前一后地，站着。

“上次去市里培训，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吕叔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闲聊，带着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抱怨，“我听党办的同志说，你这次的学习笔记，做得最认真，还被省里的老师，当成范本表扬了。怎么，有这么大的进步，也不愿意跟我这个局长，分享一下喜悦？”

妈妈没有说话。我只看到，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微微地，往后退了半步，鞋跟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干涩的摩擦声。

“听说，你最近在家里，总是一个人发呆。”吕叔叔的脚步，往前挪了一小步，那双锃亮的黑皮鞋，离妈妈那双半高跟鞋，更近了。“程蕾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你是个聪明的同志，也是个要强的同志。但有时候，太聪明，太要强，会把自己逼进一个死胡同里。人呢，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看到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又往后，挪动了一小寸。她的脚踝，绷得紧紧的。

“吕局长，”是妈妈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划清一条界线，“我的台阶，我自己会找。不劳您费心。我……我跟晨晨他爸，已经离了。我只想……只想安安分分地，找个能对我和晨晨负责的人，搭伙过日子。其他的，我不想，也……也要不起。”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漫长的沉默。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只觉得，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变得很稀薄，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家那只老旧的、用了快十年的双喜压力锅。

那只压力锅的密封胶圈，已经老化了，每次用它炖东西，锅盖的边缘总会“呲呲”地往外漏气。妈妈说，这很危险。可那只锅炖出来的猪蹄，又是那么的软烂入味。所以每次炖肉时，妈妈都会用一块湿毛巾，紧紧地压在锅盖的边缘，然后搬个小板凳，坐在炉子前，一动不动地盯着锅盖上那个不断跳动的、黄色的限压阀。

她说，只要看着它，只要它还在平稳地、有节奏地“噗嗤、噗嗤”地响，那就说明，里面的压力，还在一个安全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可此刻，我看着桌子底下，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一动不动的脚，我忽然觉得，她自己，就变成了那只正在炉火上炖着的、老旧的压力锅。而吕叔叔那些不紧不慢的、温和的话语，就是那炉子底下，一点一点被添进去的、看不见的柴火。

桌子上面，传来了一阵很轻的、布料摩擦的声音。然后是吕叔叔一声带着笑意的、不容置疑的轻叹。

他俯下了身。

我看不见他的上半身，也看不见他的脸。我只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的声音，越来越近。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极度压抑的、从妈妈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细若蚊蝇的“不……”字。

那声音，就像我们家那只压力锅，在即将爆炸前，从那个小小的限压阀里，发出的、最后一声尖锐的、绝望的嘶鸣。

紧接着，我听到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奇怪的声音。

那是一种湿润的、黏腻的、带着一点点吸吮意味的声响。一开始，那声音很急促，很混乱，夹杂着妈妈那种想要躲闪、却又不敢大声反抗的、压抑的鼻音。我能想象得到，那是两片嘴唇在碰撞、在撕扯、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关于征服与抵抗的战争。

我看到，妈妈那只穿着黑色丝袜的脚，在那一瞬间，猛地绷紧了！像一只受惊的、弓起了背的黑猫。那只半高跟的、黑色的平底鞋，也死死地，踩在地板上，鞋跟的边缘，因为用力，而微微地，陷进了水磨石地面那细小的缝隙里。我甚至能听到，鞋跟的塑料底，和粗糙的水泥地面之间，发出了一种极其轻微的、像牙齿打颤一样的‘咯咯’声。它在挣扎。它在用尽全身的力气，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却又无比惨烈的战争。

可那只锅的火，终究还是太大了。

桌子上面，那场战争的声音，慢慢地，变了。

那急促的、干涩的碰撞声，渐渐地，被一种更缓慢、更深沉、也更湿润的、类似于口水交换的“咂咂”声所取代。妈妈那压抑的鼻音，也从抗拒，变成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带着一丝丝颤抖的、仿佛认命般的、长长的叹息。

我看到，那只原本绷得像石头一样的脚，开始剧烈地、小幅度地颤抖了起来。那颤抖，从脚尖，一直传到脚踝，带动着那层薄薄的、黑色的尼龙丝袜，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出一种水波般、破碎的、凌乱的光。

然后，那剧烈的颤抖，慢慢地，慢慢地平息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怕的、彻底的、放弃了所有抵抗的瘫软。

我看到，那只原本还在徒劳挣扎的脚，像一捧被瞬间抽走了所有骨头的沙，无力地垮了下去。

那只半高跟的、黑色的平底鞋，从她那只已经完全失去了力气的脚上，无声地滑落了下来，掉在了光洁的、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像是我心跳停止时一样的、最后的轻响。

只有那只穿着黑色丝袜的脚，还留在原地。脚尖，无力地蜷曲着，像一株被暴风雨彻底折断了所有枝干的、黑色的、绝望的植物，在做着最后一点，徒劳的、痉挛般的挣扎。

桌子上面，那湿润的、黏腻的声响，还在继续。

甚至，我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声从妈妈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带着浓重鼻音的、我分不清是痛苦还是满足的、长长的“嗯……”声。

夏天的时候，我在家属院那棵老香樟树的树干上，发现的一只蝉蜕。那是一只空的、半透明的、黄褐色的壳，还完整地保持着蝉的样子，只是身体的背部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狰狞的口子。它的两只前爪，还死死地抱着粗糙的树皮。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树上摘下来。它很轻，轻得像一片干枯的叶子。阳光，可以轻易地穿透它那层薄薄的、脆弱的、像牛皮纸一样的身体。

我当时就觉得，那只从这个壳里钻出去的、获得了新生的蝉，它在钻出来的那一刻，一定很疼，也一定，很软弱。

我只觉得，桌子上面那个看不见的妈妈，好像也变成了一只蝉。她那件叫作“清高”和“体面”的、坚硬的外壳，就在刚才，被什么东西，给撑破了，脱落了下来。

桌子上面，那湿润的、黏腻的声响，终于停了。

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像是如释重负，又像是筋疲力尽的叹息。是吕叔叔的声音。

然后，是妈妈那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脚，重新穿上那只掉落在地上的、半高跟皮鞋时，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

“……晨晨还在外面。”是妈妈的声音，很轻，很沙哑，像一张被揉搓了很久的、粗糙的砂纸。

“我知道。”吕叔叔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温和的、带着笑意的腔调，“小孩子嘛，睡得沉。什么都不知道。”

他顿了顿，又说：“市一中的事情，你放心。下周，我让陈局长亲自去办。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帖帖。”

“……谢谢吕局长。”妈妈的声音，更低了。

我听到那双锃亮的、黑色的皮鞋，朝着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

门开了，又关上了。

办公室里，又只剩下了妈妈一个人。

我听到她，在那张巨大的、红木的办公桌前，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听到她拉开椅子的声音。她坐了下来。

她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拉链发出了“嘶啦”一声轻响。我听到她从里面，拿出了那面她新买的、小小的、带塑料花边的化妆镜，把它立在了桌面上。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我把自己，更深地，缩进了桌子底下那片黑暗的、充满了铁锈味的角落里。我不敢动，也不敢出声。我只是透过桌子底下那道窄窄的缝隙，看着她。

我看到，她就那么静静地，对着那面小小的镜子，一动不动。过了很久，她才缓缓地，抬起一只手。她的手指，在微微地颤抖。

她用那根颤抖的、冰冷的食指，极其轻柔地，极其缓慢地，触碰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那动作，不像是在抚摸。

那更像是在确认。

确认一件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的、滚烫的东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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